颠沛流离铸史璧

　说起中国特有的传统地方志，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绍兴的。因为这里既是我国方志之祖《越绝书》的诞生地，又是我国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的故乡。

　　正如陈桥驿先生在《绍兴市志》序言中所说：“中国有中国的方志史，绍兴也有绍兴的方志史。值得绍兴人自豪的是，中国方志史是以绍兴方志史开头的！”

　　《越绝书》的翔实载记，得使我们能看到绍兴昔日的辉煌。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，将中国传统方志理论推上了历史的巅峰。因此有人把清代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与唐代刘知几的《史通》，并称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“双璧。”

　　从《越绝书》的诞生，到《文史通义》的问世，用17个世纪的时间证明，从实践创新到理论成熟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从刘知几的“史通”到章学诚的“史义”，跨越这两个理论高峰，也足足花去了12个世纪。章学诚的跨越，无疑是一种历史的选择。

　　《文史通义》是章学诚的代表作，它在理论上的超越前人，并非出于偶然。章学诚生活在文化氛围特别浓厚的绍兴，生长在家学根底特别深厚的家庭里。父亲章镳是一位进士，做过湖北应城知县，对史学尤称爱好。章学诚虽然幼小体弱多病，却勤学好思。20岁以后，发现自己是个“史才”，大有意气落落，不可一世之势，更加发愤读书，隆冬盛夏，读至午夜而不知疲倦。尽管家境贫寒，藏书无多，但他与其父一样，常以借书、抄书、作笔记为乐事。父子俩，一个是如饥似渴的读书人，一个是废寝忘食的读书人，所读的又都是“史部之书”。所不同的是，章学诚在浸润于浙东史学优良传统的同时，更注重于分析利弊得失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。从小养成了不可多得的思辩习惯，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　　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，章学诚也曾在科举路上进行过艰难跋涉。先后于23岁、25岁、28岁、31岁时，四次赴京应顺天乡试，皆落第而归。对章学诚生活、学业备加呵护的翰林院编修朱筠因此对他说：“足下于此无缘，不能学，然亦不足学也，”劝他放弃科举梦想。但章学诚深感家境贫寒，不得已而指望于此，结果是七应乡试科场，累遭摈弃，直到41岁时才中进士。这时的章学诚，已是不惑之年了，本来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。但是经过20余年的世事磨练，一个当年意气落落、不可一世的学子，深知自己的为人和学问，与社会潮流早已格格不入。所以他“不敢入仕”，无意做官，毅然放弃为之苦苦追求几十年而眼看就要得到的机会，重新回到他所钟爱的修志治史生涯。

　　章学诚颠沛流离，一生坎坷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。为了谋生，他度过了长达7年的讲学生活，先后主讲肥乡、永丰、保定、归德等地书院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游幕安徽亳州和湖北武昌，仅在毕沅幕府中，一呆就是五年。此外还做过同乡状元梁国治家塾师。然而最使他倾心的，仍然是治史做学问。27岁那年，他从北京回湖北省亲，刚好父亲应天门知县之聘，正在主持编纂《天门县志》。对史学、方志学已有深入研究的章学诚，不仅参与了县志的编纂，还特地撰写了《修志十议》，第一次对编纂地方志提出了自己的系统主张。这既是他史学天才的初试锋芒，也是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《文史通义》写作的开始。

　　此后，他在修志领域一发而不可收，相继主纂或协纂12部地方志。在他参与修纂的常德、荆州、黄州、天门、石首、麻城等府县志，后世都有很高评价。由他主纂的《和州志》、《永清县志》、《亳州志》、《湖北通志》等，都是贯彻他方志理论的名志佳构。对章学诚来说，无论是修志、讲学还是做幕僚，甚至经受意外打击，都没有放弃他自己心爱的治学之路。在44岁那年的求职途中，不幸遇上了强盗，所有行李被抢，所带44岁以前的文稿也荡然无存！用数十年心血撰成的著作文章，一旦被洗劫一空，对任何一位学者来说，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沉重打击。后来他虽从故旧家存录的别本中借抄，但最多也仅存原稿的四五成。在经历了这场浩劫之后，每有撰述，他必留副本，寄请亲友保存，其中他的另一位同乡状元史致光抄藏文章最多。

　　章学诚幼小住在绍兴城内大禅法弄，后因家庭变故，在他58岁回乡后，只好在塔山下另置房产。这时的他已经两耳重听，双目失明，贫病交加，垂垂老矣，可他还是念念不忘他的《文史通义》。这部用30多年心血铸就的史学巨璧，可谓是撰著于颠沛流离之中，成稿于车尘马迹之间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这样做，既为千古史学开辟了蓁芜，又为后世史学立下了开山之功。

　　我国是个历史大国，同时也是个史学大国。数千年来，从史学思想、史书编纂到史学评论等方面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。章学诚的杰出贡献在于：他紧紧抓住史学灵魂，深刻回答了史学的根本宗旨和任务，是总结历史发展规律（即“明道”）和为现实服务（即“经世致用”）；他从历史事实（“史事”）、历史叙述（“史文”）出发，对历史理论和观点（“史文”）这个历来被史学家所忽视的重要课题，从根本上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和意义；对史家修养，他在前人“才、学、识”的基础上，提出了“史德”这一重要命题，从而大大完善和丰富了古今史家修养的理论。

　　在方志学科建设方面，他结合自身修志实践，总结前人修志得失，提出了一整套系统、完备而又深刻的方志学理论。他以思想家特有的敏锐，第一次提出“志属信史”的观点，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；他认为编纂地方志的目的，如同国史一样是为了经世致用，有裨风教；他首创了以“志”为主体，以“掌故”、“文征”为两翼的方志分立三书体系；他对地方志常用的志、纪、传、表、图、录、考以及索引等体裁的合理运用作了深入的理论考察；为确保方志事业世代相传，他还特别提出州县设立修志机构的主张。所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，标志着我国方志学理论的成熟和方志学的建立。以内容博大精深、观念独特新颖、分析透辟入理、思辩缜密严谨和充满非凡创造力的《文史通义》，自然成了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之作。梁启超因此认为，章学诚是“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”。

　　可就是这位大师级人物，他的杰出成就和重大贡献，由于不随浊流和不合时好而始终没有得到应有重视，甚至长期受到贬斥和诬毁。直到20世纪初，通过梁启超、胡适等人的研究，才逐步发现他在学术上的无可匹敌，并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。被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教授称为“是中国第一流之史学天才。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教授认为章学诚“是中国造就的最有魅力的（最迷人的）思想家之一”。

　　章学诚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！

　　（作者系社会科学研究员，《绍兴市志》总纂，绍兴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副会长）

    转载来源：2010年8月11日 《绍兴日报》